如果不是新版本《新华字典》发布的消息，我们可能很难再想起，那本曾经启蒙我们走进文字世界的“红色小书”。

　　8月10日，《新华字典》第12版正式发布，其增添的新词汇达到100多个，包括“粉丝”、“点赞”、“截屏”、“二维码”、“流量”、“刷屏”、“逆袭”、“打卡”、“秒杀”等充满互联网味道的词汇。

　　从每个新增的词汇及其释意来看，就算一个外国人也可以勾勒出中国这几年社会经济、文化发展的流向——粉丝经济、线上支付、直播风口、草根网红崛起......以至于有网友调侃道：“《新华字典》线年出版开始，《新华字典》历经了大大小小的修订和再版，每一个版本的修订，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着时代的变化。

　　在那本《新华字典》里，中国人能找到的，是曾经父母一页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；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候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；是它发行67年里中国社会变迁的侧影。

　　只不过，有不少人忍不住质疑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在网上查询文字再便捷不过了，《新华字典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

　　上一年级，语文老师一定会对着台下懵懂的我们布置作业——买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并千叮万嘱“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带你去新华书店买正版的”。

　　听话的我们第二天就捧着神奇的《新华字典》来到学校，开始了认字之旅。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都会把这本小书当成宝贝一样不离手。

　　我们热衷于用《新华字典》查询每一个生活里遇到的汉字。看书、看课本，看路标......我们迫切地希望在这本字典里找到生活的影子，并且惊叹于这本字典里藏着那么多新鲜事物。

　　甚至是课间上厕所，一群小孩也会各自抱着字典，去查询那些贴在墙上的广告字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　　小孩子们查字也许是出于好奇，有些大人们查字，则经常为了给孩子起名字。有个姓王的网友说自己的名字是父亲翻新华字典起的，叫做“王新华”。她调侃道：“当年翻字典翻的可能不是书页而是封面。”

　　这么多年来，不知道有多少父母会打开《新华字典》找灵感，为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起一个名字——要是看到什么字和姓氏特别搭，寓意又好，这个孩子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。

　　时间倒退到40年前。如果说《新华字典》带给90后的是一种神圣的新鲜感，那么对上个世纪60、70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说，《新华字典》则是唯一可以触及到的文化生活。

　　主持人白岩松就曾经说过：“很多人问过我，到现在的生命历程中，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。我的标准答案是《新华字典》。没有《新华字典》，我走不进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。”

　　文学家苏培成教授也曾回忆起自己当年在北大备课的时候，时不时还要查查《新华字典》。“在文革期间，由于无书可看，无聊的时候就读《新华字典》，甚至慢慢品出一点滋味：这本小字典包含着大学问。直到现在，《新华字典》仍是我经常要请教的。”

　　杭州“两本书店”老板李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趣事。当年，他邀请诗人余秀华推荐两本书。结果对方脱口而出：“《新华字典》呀......”，至今，“两本书店”不大的书架上仍旧郑重地陈列着几本《新华字典》。

　　如果要评选一部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书，那么《新华字典》当之无愧。一本小小的《新华字典》，牵扯的是一段中国人浩浩荡荡的识字往事。

　　1948 年秋天，北平城已被解放军大军包围，在隆隆的炮声中，魏建功找来周祖谟、吴晓铃和金克木等几位北大同事商量编写字典的事。

　　“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……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，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，但有一个信念......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，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，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。”

　　在《新华字典》之前，人们想要查字只能使用并不那么好用的《辞海》。/孔夫子旧书网

　　如果说当时叶圣陶与金克木想到的仅仅是文字的教育功用，那么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开始意识到文字的功用，来自于更紧迫的现实问题。

　　1950年9月，中国人口为5.5亿人，约占世界的25%，可其中至少有80%都是文盲。这对于迫切需要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，情况十分棘手。别说发展工业，连发展现代农业都有问题。

　　有的人将肥料的比例配错，毁坏了庄稼；有人因为不识字而不知道如何使用新农具；记工分时不会写字，只能划横道，时间一久就乱，引起争吵。

　　河北省的西高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到外村学习农业合作社的经验。等回来向村民传达内容时，看着自己本子上的圈圈点点，硬是想不起来记的内容，急得满头大汗。

　　尽管当时为了让大家识字，不同地区都编写了一些简易的扫盲课本，但最终收效甚微。

　　鉴于这种情况，1950 年 8 月，为编纂字典而成立的新华辞书社开始正式工作，学者魏建功出任社长。

　　1953 年 12 月，历时三个春秋的《新华字典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。一时间这本字典成了人们送贵重礼品的好选择，有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也标榜了爱学习有知识的身份。

　　1957 年后，《新华字典》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仅1957年一年时间，就有600多万农民和居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。

　　那时在北京工作的语文老师王绍才回忆，扫盲时 “大约用三周时间学员基本上掌握了注音字母，就让学员每人买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注重实用的《新华字典》，成了很多脱盲者长期受用的拐杖”。

　　著名评剧艺术家新凤霞与《新华字典》也有一段渊源。出身贫农的她原本不识字。为了识字学文化，字典成了她最爱的书。后来，她不仅脱了盲，甚至还留下 了《新凤霞回忆录》等 500 余万字的著作。

　　能认多少《新华字典》上的字，也在那几十年间成了人们骄傲的资本。在作家阿城的小说《孩子王》里，村里的语文老师让学生信服的方式，就是拿出那本珍贵的《新华字典》，让学生来认字。当吊儿郎当的学生们打开字典，发现很多看似熟悉的字不会读，自然就会乖乖听线年，在中国大地上屹立了56年的中国教育部扫盲处宣告彻底关闭，中国文盲率从1950年的80%降低到了2010年的4.88%。

　　从1953年到2020年，《新华字典》见证了中国现代化文明的发展，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这一成果。

　　可令人唏嘘的是，进入新世界，教科文组织对于新世纪的文盲有了新的定义：不会使用电脑学习、交流和管理的人，将成为“功能性文盲”。

　　在第1998年修订版《新华字典》的673页里有一个著名的句子：“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；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；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：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”。

　　过了一年，朴树唱了一首叫做《New Boy》的歌：“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......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，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。”

　　在那个全民迎接新世纪的年代，人人充满对未来的憧憬，于是就算是作为一本工具书的《新华字典》，也在造句中流露了乐观的期待。事实上，各个版本的《新华字典》，也在某种程度上，体现着时代的特征。

　　如果你打开初版《新华字典》，会发现它跟当下的版本有极大的差别。上面除了文字，还配了 300 多幅生动的插画。

　　彼时新中国的国民基础教育尚未普及，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。这些生动形象的插画，在帮助人们理解文字上功劳不浅。

　　到了文革时期，这本字典也变得充满了“红色能量”。根据后来的媒体报道，全书引用46条《毛主席语录》。

　　几十年后，有人听到这段故事评论说，1971年出生的“新华字典”，就像个扎着羊角辫、演着样板戏的小姑娘。

　　当时间推移到1998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拂了20年，人们在这里再也看不到“仇恨”与“主义”。宗教不会被视为“虚幻的、歪曲的反应”，“利润”也不是“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手段”。

　　到了2004年，这本原来总有点“端着”的词典，开始大大方方地谈论“性教育”和“禁毒”，它也在经历“代沟”，关注着这个社会的“”。在2004 年版本里，《新华字典》新增补 100 多个新词和少量字头，如光纤、光盘、互联网、木糖醇、克隆、基因等等，那正是当下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。

　　社会生活发展日新月异，《新华字典》也在紧跟着生活作出快速反应。其背后，是字典编纂学者们谨慎而敏感的努力。

　　参与编纂字典的学者，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地从“语法比较规范的报章杂志”上查找新词，并时刻关注着最新的网络用语。

　　一方面是保持敏感观察。已经参与编纂《新华字典》超过40年的学者韩敬体像年轻人一样熟悉“神马”和“有木有”。

　　一方面在收字上却仍旧要谨慎。相对于一些网络新词，学者们经讨论后会判断是不是年轻人为了“图新鲜”而使用的，无助于增加语言的丰富性。

　　今天，《新华字典》第12版正式首发，其应用程序APP同步发布，通过新华字典APP扫描纸质书每一页的二维码，还可以查看当页所有字。这是《新华字典》这位67岁的老人家为了顺应时代变迁作出的又一次改变。

　　尽管这些改变在当下看来有如隔靴搔痒。但它的“变”，本身就是一种进步。只是，在知识传播方式日益高效的互联网时代，《新华字典》的传播方式会不会显得有些笨重了？

　　——如果我们想查一个字的写法或意思，通过拼音查询字典，可能需要一分钟的时间。可如果用手机上网百度一下，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。

　　于是也有不少人感叹道：既然不需要扫盲了，也有更便捷的查字方式了，《新华字典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

　　对于这样的疑问，我想起了第一本《新华字典》的主编的魏建功在编纂过程中说的一句话：“字典里，可以看到那时候，人们就是这样说话、写文章。字典就勾勒着一个时代。”

　　是啊，也许来到当下，《新华字典》的工具性功能正在逐渐减弱，但它的存在，就是在勾勒时代之余，用它一丝不苟的态度告诉我们：文字是需要被敬畏的。